一、我的改革历程和实践第一阶段：在睢宁担任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第一部曲：以“双严管”为切口，立下睢宁规矩。第二部曲：进行行政语言与行政行为改革。第三部曲：构建“一述双评三监督”制度，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市委书记王天琦汇报——我们必须变问题为议题,,2013年7月30日,根据录音整理（精选文档）,供大家参考。
一、我的改革历程和实践
第一阶段：在睢宁担任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
第一部曲：以“双严管”为切口，立下睢宁规矩。
第二部曲：进行行政语言与行政行为改革。
第三部曲：构建“一述双评三监督”制度，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第二阶段：在淮安担任市纪委书记期间。
第三阶段：在苏州市担任纪委书记期间。
第四阶段：在宿迁担任代市长期间。
二、对改革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第一，小小农贸市场由谁来管理？
第二，挂个庆典气球也需要审批？
第三，消防产品是如何通过验收的？
第四，资源要素的价格咋就这么贵呢？
一是思想禁锢包袱过多。
二是行政权力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规范。
三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四是政府管的实在太多太杂。
五是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依法办事。
三、对改革的几点建议
第一，改革需要系统规划和设计，真正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行动路线图。
第二，改革需要强化统筹和协调，真正建立一个强大有力的独立机构。
第三，改革需要向社会放手和放权，真正出台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化措施。
第四，改革需要充分授权和试点，真正确定一些率先突破的试验区。
第五，改革需要“排雷兵”和“先行军”，启用一批敢试敢闯的“狮子型”干部。
第六，改革需要制度保障和救济，真正营造一种全社会支持的浓厚氛围。
这次到江西来，我也在想，水平有限，汇报的问题肯定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需要大家批评指正，……
第一，要建立多元化的法规草案起草机制。
第二，就是推进行政立法更加规范化。
第三，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审查和监督。
我们必须变问题为议题
（2013年7月30日 根据录音整理）
尊敬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这次到江西人大来汇报工作，感到诚惶诚恐，原因有三：第一，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政府和政府各个部门都要接受人大监督。我这次来也是要接受人大对我的一次“大考”。第二，江西是革命老区，我来过多次，在我的工作中包括在我的改革实践中，借鉴了很多当年井冈山的经验，所以我这次来也是红色之旅、朝圣之旅。第三，这几年江西人大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公开在网络上接受百姓的“拍砖”，多渠道倾听民意完善法规，特别是开门办“人大讲堂”，广泛邀请各方面人士来交流经验，启迪思维，表现出江西人大开放性的思路和胸怀。
这次应该是我工作这么多年来第一次作所谓的报告。我以前从来没有到外面作过报告，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曾经在几个工作岗位上，被媒体过度关注和曝光。在当今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领导干部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所以我宁可多干点事，也不愿意过多地曝光。但是由于吕日周主席（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缘故，这次我不得不来。我在睢宁任职期间，吕主席对睢宁的改革非常关注，在我本人遇到非常大的困难、非常艰难的时刻，给予我宝贵的支持。这次吕主席力邀我来讲讲，所以我一定要来。但我的水平实在有限，心理压力也很大，讲得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尤其刚刚听说有的同志是驱车五个多小时，到南昌参加这个讲堂，我心里更是忐忑不安。
目前，我是宿迁市的代市长，说起来我和宿迁真有不解的缘分。我以前在徐州市睢宁县工作，而这个县与宿迁是紧挨着的，我以前工作时经常到宿迁来。后来因为我的改革力度比较大，被媒体贴了一个标签叫做“仇和第二”或“小仇和”，仇和是宿迁的老领导、老市长和老书记，他是第三任市长，我是第七任市长。所以说，我和宿迁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缘到底是什么缘？其实就是两个字：改革，因为改革结下了这么一个缘分。也因为改革，今天能够得以在江西省人大机关向各位领导汇报我这么多年来的工作体会、心路历程。刚才讲了，我以前确实没有在外面作过报告，更多的是一些实践。吕主席既然要我来，我总是要做一些思考。那么今天定位怎么定呢？想来想去，我今天汇报的题目为“我们必须变问题为议题”。
为什么要确定这样一个题目呢？一方面是来自我对人大职能的认识。因为人大是代表人民意志的权力机关，人大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发现问题、设定议题、审议议题，通过审议议题并交给政府去落实；另外一方面也源自我对改革的看法，当前社会利益、社会思想多元化，社会矛盾与问题也日益多样化，不同阶层之间对抗性趋势愈发明显，一些社会领域中充满了焦虑和戾气。我在2009年的时候，就提出要关注我们社会中出现的戾气，要着眼于解决这种戾气，我在睢宁的实践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这种目标。但是我发现现阶段社会上共识越来越少，而且取得共识的难度越来越大。其实取得共识真的这么困难吗？不见得，取得共识不外乎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以思想统一认识，领导同志讲话第一段一般都是这些内容，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其实就是以思想统一认识；第二种途径就是以行动统一认识，实在说不通了就先干，干了再说，在实践中统一大家的思想和认识。在目前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各方面对改革的讨论都在持续升温，很多改革都面临尖锐的观点对立，本来你知道该怎么干，但看完这些讨论之后，有时候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干了。
现在学者们宏论连篇，谁都可以讲，怎么讲都可以，但是实践者哪怕迈出一小步都非常困难，因为社会似乎不愿意给我们时间，不愿意等待。我们常讲的一句话是：问题多发频发。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志来自基层，想必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多发频发的问题几乎都是同类别同性质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拆迁、腐败、污染，等等。区别在哪里？区别就是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不同。
为什么我们老是不“长进”呢？让这些同类别同性质的问题反复发生呢？今天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不知道什么时间在另外一个地方又有一个倒霉鬼出现了，为什么？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口号，但是这些口号往往是有口号无行动或者是少行动。因此，我的体会是，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要不要改革和怎么去改革的理论争辩，而是真正把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摆到桌面变成议题，从解决一个一个的议题入手去推动改革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老百姓看到希望；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改革来跑赢危机，为我们争取时间。否则的话，我们有可能在危机面前败下阵来，失去主动。
那么我自己的一些实践和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向大家汇报“变问题为议题”一些浅显的想法。不对的地方，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真的不是谦虚，是真诚地发自肺腑，因为这毕竟只是我个人的改革实践。
一、我的改革历程和实践
刚才，我介绍了所担任的职务和所从事的工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地方主官加上纪检干部：行政长官、地方党委书记和纪委书记。从政以来，我既担任过多年的县（市、区）长和县委书记，也担任过不同地区的市级纪检监察干部。我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从苏北直接提拔到苏州任职的干部，也就是从江苏的最北调到江苏的最南，然后又从江苏的最南回到江苏的最北。我将这段时间的经历分为这样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睢宁担任县长和县委书记期间。
其实在担任区长期间，我也进行过很多改革，现在还可以从网络上查到，我曾经很意外地发现了有几个学者写我在担任区长期间的一些改革，如公众全程监督、对孤儿制度性帮扶等等。但是，我引起媒体关注的一些深层次的改革，是从县一级的改革开始的，因为区一级不是完全的政府，有些事情你想做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到位，而县级作为独立的行政单元，一些想做的事情还是可以做的。在睢宁期间，我开始“出名”了。《新民周刊》发了一篇长篇通讯，就是《“后仇和时代”的县委书记标本》。这个报道的由来是非常意外的，当时，《新民周刊》的一个“名记者”说要来采访我，但我一直不接受采访。后来宣传部长向我建议与记者见一面，我才答应与记者见面，但不接受采访。在我们交流时，这个“名记者”带了一支录音笔，将我们之间的谈话几乎原样不动地录音报道，也即后来的那篇报道《“后仇和时代”的县委书记标本》。当时，他们给我贴了一个标签，就是“很激进的改革派”、所以又叫“仇和第二”、“小仇和”。 我真的激进吗？我觉得不是。但是，我当时的很多改革举措的确是“暴风骤雨”。那么既不激进又是“暴风骤雨”，是不是矛盾呢？不是，我当时所工作的睢宁县，矛盾已经尖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跟大家讲讲我“炼狱般的一周”的经历。当时我还是县长，不是县委书记，但在一个礼拜的时间内我经历了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深刻地影响了我以后的改革进程。那是2007年8月份，天气非常酷热，有一天早晨，大约是7点钟，常务副县长跟我打电话，说是有1000人开着拖拉机、农用拖拉机等把县政府的大门给堵了。因为头天晚上工作劳累，我感觉非常疲惫，让他先去处理。上班后，我发现形势的确危急，群众把县政府办公楼围得水泄不通。后来，我不得不与群众面对面，用了整整13个小时，苦口婆心，终于把群众给劝走了。事情的原因是大中型水库移民的后期安置政策落实问题。在处理完这件事情向县委书记报告后，我们又派工作组下去开展工作，这是星期一发生的事情。结果到了第三天的下午五点钟，正在开党政联席工作会议的时候，镇党委书记向我报告：上访的事情又闹大了，有七名镇干部被老百姓关在院子里非法拘禁了，并且很难谈得通。书记派我去处理。在经过艰难的谈判后，其中2名干部被放了出来，还有5个人坚决不放。后来，我派人进去“暗察”，发现这5个人全部被关在农民的家院中间，白天被晒了一天，滴水未进、滴米未吃，晚上下大雨，也不允许这5名干部进屋，还是被放在家院里。当时，老百姓向县委、县政府提出，如果不满足他们的条件，就坚决不放人。到凌晨1点钟的时候，所有能够穷尽的谈判手段，全部都用完了，于是，在做好强行营救的准备工作后，我决定强行营救。当凌晨2点半时，人困马乏，我们采取消防炮、高架灯，动用了200名公安、200名预备役、还有200名城管，冲进院子，将所有的人毫发无损地营救出来了。这个礼拜天的中午11点，分管县长跟我打电话，报告水坝有垮坝的危险，请我过来进行抢险。在我去抢险的时候，所有的老百姓都在旁边非常非常冷漠地看着，似乎是事不关己，因为修建水库的水利局局长刚被“双规”一周，大家普遍认为这个水坝是个“豆腐渣”工程。而这个水库水面比县城高出4米，如果真的垮坝了，整个县城也就不保了。我一直带着专业队伍干，直到凌晨4点，终于抢险完毕。
这三件事情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如果将来有条件作决策、做决定，我一定要从深层次入手，来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突出矛盾。后来，当县委书记期间，很多问题也是之前作了一些积累和思考的。
第一部曲：以“双严管”为切口，立下睢宁规矩。当时，睢宁干部的表现就是浮、庸、懒、散。睢宁主要经济指标长期在省内52个县中倒数第一或第二徘徊。针对睢宁发展的“软肋”，我们实施了工作日无例外“禁酒”，拉开了严管干部的大幕。我相信在座的干部很多都经历过“禁酒令”，但是有很多“例外”，比如上级来了领导可以喝、来了客商可以喝、外地来了客人可以喝。只要有了这些例外，这个禁令就实行不了，所以我们就来了个无例外禁酒。同时，我们开始了“勤政肃贪”，在半年的时间里，5个科职干部被免职。在睢宁工作期间，11个科级干部被免职，其中包括规划局局长、交通局局长、农机局局长、人民医院的院长，半年“拿下”5个科职干部，力度是非常非常之大的。但是，我也知道中国社会是非常复杂的。毛主席以前讲过，我国最大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农民的问题，我看整个市民群体、公民群体都是需要教育和引导的。领导干部一方面不能做人民群众的“老爷”，另一方面也不能做人民群众的“尾巴”。所以我以治理闯红灯为突破口，加大民风建设“五项整治”，全面拉开民风整治的大幕，通过严肃查处交通违章、诬告陷害、恶霸泼赖、欺诈无信、损毁公物等典型案件，从严管干部和严管群众之间找到了平衡点，领导干部服气，老百姓也服气。
接下来，发生了我在全国“一举成大名”的一件事，那就是大众信用管理，其实就是现在所说的公民信用管理。《南方都市报》有一名记者想就“肃贪风暴”专题去采访我时，在宾馆的房间里发现了当天一张睢宁的报纸，上面有一篇《关于公民信息披露的意见》的报道，他依据这篇报道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睢宁县将公民分为四个等级，分发“良民”证》。这篇文章现在在网上仍然可以查到。第一，将公民分为四个等级，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只有元朝有过，这自然会引起愤怒；第二，给公民发“良民”证，只有日本鬼子“统治”时期才有。这篇文章一出来，我完全成为了一名“恶魔”，而没有人真正地去读这篇新闻报道的内容。我后来有一次回应：新闻报道的内容基本属实，但标题连我本人在内都非常愤怒，更不能接受。因此，一看到这个标题，连我首先想到的都是先批臭了这个人再说。所以，那个时期，全国形成了舆论风暴来批判我，中央还专门派了一个工作组来调查。无奈之际，我本人第一次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当然从那次专访过后，对我的舆论批判就开始走一条下行线了，不再批判我了。我不是把公民分为四个等级，而是把公民的信用分为四个等级，这是社会管理最基础的手段，也是国际上最通行的做法。大家注意，我的严管，不是靠把老百姓关进小黑屋子里。在维稳方面的一些极端做法，只会加剧矛盾，是不能长久的，而信用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手段，并且现在信用管理在江苏省已经全面推行，当时我设计信用管理时的一句话叫“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现在已经写进了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文件里。我很幸运的是出生在江苏，江苏是一个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包容的地方，对于干部的改革，江苏省委省政府一向是持宽容与支持的态度，所以在江苏，我们可以大胆地做，尝试很多改革。
第二部曲：进行行政语言与行政行为改革。这句话说起来很学术化，其实就是要解决怎么说话、怎么开会、怎么办事、怎么运用媒体的问题，就是解决四个问题。大家会说，开会、说话谁不会呀。是的，大家都会，但是同志们有没有发现，我们说的话，老百姓越来越不愿听了。某件事，本来我们不说话，老百姓还信，我们一说话，老百姓马上就不信了；某件事，如果是网络说的，老百姓信，如果某些媒体一说，老百姓马上就不信了。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语言已经离群众越来越远了。我们的干部，为了追求政治上的安全，很多人都在讲正确的废话。当年我讲的这句话也被媒体广泛运用，废话是正确，但是没有用，和老百姓的距离很远。而我们的很多媒体呢，除了报道领导每天的工作，每天的日程以外，不知道怎么报道，不知道怎么动员老百姓理解、支持、参与到党委政府的各项工作中来。所以当时我就推进了这项改革，这个改革当年也是风生水起，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都是连篇累牍地报道，都是在黄金时间段、显著版面连篇累牍地报道。从原则上讲，我当时是这样做，第一，就是让人说话。当然有人说得少、有人说得多，这是自由，就像媒体，我给县里的广电、报社的同志讲，你们是党的喉舌，在党的领导下，办好报、办好广电的节目，要责任自负、文责自负，我不去审你们的稿，宣传部长也不去审你们的稿，但是也正是那两年，是我们县电视台收视率最高、效果最好的时候，是报纸最受欢迎的时候，因为你越是放权，那个总编辑、社长越是战战兢兢、尽责尽职地对待他的本职工作。试想，如果我们这个领导一天到晚拿着尺子去量，我这个书记今天报道是多长，书记的照片是不是在正中的位置，还要打一条十字线，最后再量一量，然后再找你们报社的毛病、广电的毛病，这样还会有自由吗？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谁会愿意为你歌唱呢？森林里的鸟鸣，为什么悦耳，是因为自由。第二个原则，就是要让所有人的发言时间一样。我这里讲的两个原则，可不是悖论，第一是对老百姓而言，第二是对官员而言。要让所有人发言时间一致，就得强制一些人少说话，或者让另一些人多说话，怎么实现这一点呢？限时。当时县委常委会和政府常务会在会议通知的时候，就标明，今天的会议哪几项议程，第一项议程假设是县长做报告，标明40分钟。书记总结讲话，我们没有什么指示、没有什么重要讲话，没有这个说法的，当时这些词语，都是在县委发文当中禁止使用的词语。我们有一份文件，就是书记总结讲话25分钟，或者30分钟；谁发言3分钟或5分钟，都是规定好的。县委县政府所有的会场，都有计时装置，结束前一分钟，有声音提醒，到结束的时候话筒关闭，开常委会也是如此，这是什么呢？这是平等。刚才我讲的是自由，这个讲的是平等。我们人大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有的人发言时间长，给他规定5分钟，但有的是老资格、老字辈，他讲10分钟，你也不好意思叫停，但是这样一来，讲的时间短的人就吃亏了，仅仅讲话还好，如果这个事情涉及到决策，讲话时间长短，一定会影响决策，那就不平等，所以官员讲话，我主要要求是平等。当时，我们制定了一个官员会议讲话规则的意见，还有开会的规则，还有禁止使用的语言，总共是25个词和句不允许使用，然后每年对县长、常委、副书记、书记、包括我本人在内，讲话进行评比，评最差讲话稿，评出来以后通报。就是你这个领导讲话空洞无物，虽不能把你赶下台，但是到年底公布，某某县长中榜最差领导讲话稿，你说你还怎么干，当时还就是这样干。一开始大家都不理解，慢慢地大家都理解了，所以后来呢，开会就是一种享受，而且我们的常务会、常委会是全公开的，老百姓是可以申请旁听的。你只要申请，就可以。这是我讲的会议方面，而且我们当时直播了县委常委会，每年两次，县委常委会直播，那对领导干部的确是一个考验。直播的两次县委常委会，一次是涉及干部的考核排名，综合考核每年要排出名次，要宣布哪些干部免职，这次会议是公开直播的；另外一次是议定下一年的工作目标、工作思路，这个常委会直播了，同时还进行开放提问，老百姓可以在现场提，可以打电话过来提，可以在网络上提，我们是要回答的，开放程度非常之高。
第三部曲：构建“一述双评三监督”制度，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睢宁是中纪委、中组部一个试点，就是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老实讲，这个试点最早的起源是在睢宁，做得最彻底的也是睢宁。公开到什么地步呢，公开到我们县委书记、县长每天做什么、在哪里做什么都是向老百姓公开的，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向老百姓公开的。我本人的手机号码、县长的号码、所有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号码都是向老百姓公开的，而我们这个公开，公开是开始，而不是结束。定期把领导干部手机公开的情况，要向社会公告，就是本月我接受了多少老百姓的电话，接受了多少老百姓的短信，处理完毕是多少，还要向社会再一次公告，接受社会的检验，就是真的公开。后来我们总结了五大类23项内容向社会公开，为权力画上了一个边界，可以说，能公开的我们都公开了，而且连干部使用我们也是公开的，只不过干部使用不是向全社会公开，是向所有的干部公开。今天中午吃工作餐的时候，我们几位人大的秘书长跟我讲，在网上看过我的几篇讲话稿，就是在干部调整大会上的讲话稿，很早了，应该是在2009年，现在网上几乎找不到我的讲话，为了不让媒体过多的关注，我现在所有的讲话稿是禁止上网的，一般对外也不提供。大家看了内容就知道，我们的确是非常公开，每一次调整干部，要对每一名干部，他的转、任、免进行解读，就是这个人为什么提拔、这个人为什么调整、这个人为什么留任，一个一个地解读，召开干部大会解读，没有任何私密的东西，那是真的让大家放心。睢宁县原来是江苏省信访第一大县，我任书记结束以后，睢宁县变成江苏省信访稳定先进县，原来是重点管理县，后来是先进县，变化是非常非常之大的，令人侧目的变化。另外，当时我们还制定了很多配套的改革措施，比如县委县政府的议事规则，大家会讲这个规则到处都有，我们省人大应该也会有人大议事规则，当然省人大的议事规则我没有学习过，没有研究过。我可以这样讲，很多地方党委政府的议事规则，就像中国的餐饮，就是盐少许、味精若干，一个领导一个特色，随便一个领导个人的风格，就可以把议事规则全盘改变，但是从表面上看，并没有推翻，因为他的解释依据也是规则，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就在于我们的规则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是原则的而不是可操作的。当时我在制定睢宁县委县政府议事规则的时候，参考了罗伯特规则这本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比如讲，我们制定了一个县委县政府权力制衡的制度。把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议决权在县政府、否决权在常委会，就是县委每年决定大政方针，其他由县政府来决定。比如讲土地，这块地什么时候招拍挂、这块地容积率多少、这块地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建设，全是县政府常务会研究的内容，县委常委会不得研究议定，在县政府研究以后，定期把大概投资多少万以上的项目、多大体量的项目提交常委会汇总研究，常委会研究如果说这个项目不妥，只能否决，不得另起炉灶提出新方案，退回政府，再由政府另行提方案报常委会。我给大家描述的是一个过程，其实文件上我们规定的非常细，谁退回去，谁来提、怎么提，程序性的东西非常严密，这和人大的性质有点接近。我们非常强调程序的运用，所以这样一来，就不会出现说是某个书记来了以后成立一个规划委员会，他是规划委员会主任，然后把所有的项目，都弄到常委会来，然后某个县长来了，又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到政府那里去，说起来都符合规则，其实都不符合规则。这些改革看上去都是细节的改革，但是其实都是关于权力运行的重大改革。这些做法有效地降低了决策的风险，提高了决策的透明度，县委、县政府的权威大大地提升。
我是在国内较早运用民意调查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度进行调查的人。2003年我就用民调的方法来调查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后来在睢宁的时候，我连续做了3年，做了一个样本分析，对县政府的满意度超过76%。同志们，你们可能知道，我们很多的民调满意度一般都在95%、98%，甚至更高，然后看过这种数字的人哈哈一笑。一开始出这些数字的时候，我给我班子的同志先打了预防针，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我说，我的心理期望值是60%，如果能到70%，在我心目当中那就是绝对的优秀。其实，51%就够了，因为51%就控股了，满票也有，伊拉克、朝鲜每次选举都满票，你需要吗？76%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而且76%这个满意度持续了好多年。这个满意度是比较可靠的满意度。有这种满意度就已经无往而不胜了。这是在睢宁期间的一些改革，因时间关系，我只能拎个纲。吕主席为什么老是力推我在睢宁的改革呢，因为我在睢宁是个系统的改革，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涉及到政治、社会、经济方方面面，我今天只是择其要给大家作个汇报。但是，在睢宁期间，我也有很多遗憾，很多想改而改不到位的地方，想改没有权力改的地方。后来陆陆续续当纪委书记，包括我今天当代市长，我都在改革，有的也是为了还旧账，有的也是我本人出于一种责任感。
2010年的时候，我判断我们国家的经济未来3—5年时间会出重大问题，为什么有这种判断？我等会还要汇报到这方面的内容。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揽，无所不能，什么都做，在很多方面我们是一年一大步，政府越做越大，国资越做越大，只是方向不对路，反了。其实我们这个社会资源无论是按定量还是变量来算，都是国资越大，民资一定越小。我们想找一个平衡点，这个度怎么把握，很不容易。现在大家都比较关注政府的债务，我看了网上在热炒我们江苏的政府债务。我个人观点，这个报道不是很实事求是的。但是，政府债务毕竟是个全国性的问题，什么问题？我当年就为了解决一些高利贷的问题，记者要采访我就是因为我打击高利贷。我当时想把高利贷由地下引导到地上，甚至让他们成立一个像民资银行这类的机构，但最终我是铩羽而归，没有做成。我们的政策看上去是允许你做的，但实际上你是做不到的，比如讲你要设立一个民资银行，你必须由一家国资银行发起并控股，这点就绝对做不到的。哪一个国资银行会屑于和一个县合作做这种事呢？而且国资银行都是上市公司，它要在一个县里设立一个民资银行，它要公告的，它想做也不是这么容易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政策你看上去似乎想解决问题，其实它根本就不想解决问题，这就导致我们现在经济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举一个例子，计划经济年代，我们都讲只有大河满了，小河才能满。那时候我们确实是大河满了，小河也满了，大河不满，小河里也有水。而现在的情况是，大河满了，小河干了。为什么？我给大家描述一个资金流动的路径：银行，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国有商业银行，它愿意放款给谁呢？大家肯定知道，愿意放款给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或国企，它不会放款给民资，不会放款给中小微企业。一方面，银行的逐利性决定了它嫌贫爱富，另一方面，放给国企和政府投融资平台，政治上正确，政治上安全。那么，这几年银行赚取了巨额的利润，再想放给政府的投融资平台，政府也用不了，再放给国企，国企也用不了。怎么办？买债券。债券也买完了，怎么办？买国外的基金，买国外债券。大家注意看，水呀，在往外抽，往上抽，全抽出去了。所以，大河满了，小河干了。我当时估计，3—5年以后一定会出大问题。但是，当时我们每次开会大声疾呼，没有用。就是这些问题始终难以成为议题，并进入决策的程序。
第二阶段：在淮安担任市纪委书记期间。
淮安，大家都知道是周恩来总理的老家，历史底蕴非常丰厚，宿迁也是从淮安分出来的，当年叫淮阴地区，在发展上8个县带不动，后来分出来4个县成立了地级宿迁市。我到淮安做纪委书记以后，了解到群众反映纪检监察工作有着一种神秘化，不接地气，不被群众理解，特别是在反腐倡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人民群众还是不满意。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设计了一个“阳光纪检”的制度。所谓的“阳光纪检”，它的主题语叫向人民报告，请人民监督，内容包括：第一，纪检委员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制度。纪检委员每月要到自己的联系点接待老百姓上访一次，把老百姓上访的来信拿上来，然后签给纪委内部的各个室，让他们去办理，去查办，最后再由纪检委员去回复。另外，开放包括办案点在内的参观，老百姓只要提出要求，市纪委的各个室都会开放，可以自由参观，包括办案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去除神秘化。第二，引导人民群众来帮助我们监督干部。这个制度设计，从理论上讲，出发点是好的，怎么保证它的效果呢？当时很多人有疑虑，你这样做会不会激发民意的爆炸，让民意爆炸起来你能受得了吗？如果这样做的话，老百姓肯定都过来向你反映这个问题，揭露那个问题，显得我们这个社会太丑恶了，党委、政府领导有问题，能好吗？我当时讲了两个观点：民意其实就像一个压力锅，你一定要有一个出气孔，没有出气孔的压力锅一定会爆炸，锅炉也是如此。你是希望它爆炸呢？还是希望它慢慢地出气呢？另外，凡事都有正面和反面，像硬币一样，你不可能只拿一面，把另外一面退回去，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境界。后来，我把我的同事们说服，设立了一个网站，叫“阳光纪检”网站，这个网站是全国第一家把它挂在民间网站上面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会后可以查一查，淮安地区最有名的一个社会网站，纯粹是老百姓自己办的网站，叫“淮水安澜”，我就让他们给了我一个版块，做了“阳光纪检”网站。“阳光纪检”网站开办是2011年8月份，上个月迎来了点击率过亿人次的纪念活动。我离开淮安两年了，一个纪委的监督网站点击率过亿，目前我还没有听说哪一个商业网站能够获得如此骄人的业绩。但是，淮安没有因为这个网站乱了天，没有因为这个网站让大家说淮安一片黑暗，相反，老百姓对党委、政府的评价越来越好。老百姓有任何问题，都不会向什么凤凰啊、新浪啊、西祠啊、天涯啊去反映，他就在这个网站反映。所以淮安的很多事情，你不需要到其他地方去找什么“五毛”帮你的忙，不要花钱去删帖了，就把这个网站办好就行了。
第三阶段：在苏州市担任纪委书记期间。
我从江苏省的最北调到了最南。这一时期，我的思考就更加深入了，因为江苏的经济存在着一个南北问题，到了苏州以后就进入了最发达的地区。我对两个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作了一个比较，然后确定我在苏州地区的一些改革方案、改革举措。当时，应该讲我已经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了，就是问题和议题，一个社会的问题能否成为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体制和机制内部，政治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监督，政治家也不愿意把问题变成议题，给自己找麻烦。那么怎么办？一个健康的社会里要想变问题为议题，一定要让社会力量能够发出声音，能够让他们的权利得到尊重。怎么让他们发声呢？当时，苏州有一个“12345热线”，我把这个“12345热线”改造、嫁接、移植，扩展了它的功能，办成了一个集电话坐席、手机短信和网站为一体的服务和监督的平台。在苏州办了一年时间，前几天苏州同志告诉我，点击率已经逼近三千万了，苏州的老百姓对此评价非常高。但是“12345热线”呢，我又怕老百姓记不住，不利于传播，所以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 “寒山闻钟”——“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寒山闻钟”，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寒山闻钟”在苏州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苏州人的个性温婉、内敛，但是他们遇到委屈以后，更渴望有一个能够满足他们诉求的平台，这个“寒山闻钟”就满足了他们的诉求。除此以外，我在苏州还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市县处级、乡科级和村组干部的三级考核测评体系。这个三级考核测评体系就是，市级部门是“作风效能大家评”，乡科级是“勤廉满意度”，村级叫“勤廉指数”。这个在网上也是可以查得到的。和我以前的工作相比，在制度建设方面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制度性设计，探索出一条依靠民主监督促进干部勤政廉政的新路子。
如果大家把我的三个阶段放在一起作一个比较，作一个分析的话，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对干部的监督，对社会监督的推动，我非常注重民意的力量和公众的参与，始终不变的也是民意的力量和公众的参与。
很多同志常讲，中国国民的素质太差，并且会和日本、美国这些地方比。不可否认，我们国家的少数公民经常会出一些让人叹息甚至愤怒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美国也罢，日本也罢，也有类似的事情，只不过不为我们所知而已，尤其是处在一个网络的时代，容易把个体一些丑恶的行为放大。其实我们各级党委和政府有责任，什么责任呢？培训——培育和训练公民素质的责任。我们现在很多的事务不让老百姓参与，仅仅让老百姓作为管理对象而存在，所以老百姓慢慢地就凝聚起了一股戾气——暴戾之气。为什么呢？老百姓总是被政府管，没有说话的地方，说话不管用，和邻里吵架，家里遇到困难投诉无门，上访了马上又被你带回来，你想老百姓他怎么去出气呢，这个社会怎么能稳定呢？有人讲，中国基层的民主不能搞，老百姓的素质没有到那个时候。民主这件事是不是该搞，不是我今天要汇报的一个课题，但是我们在做管理者和决策者的时候，要想一想当年在延安的时候，老百姓都是文盲，我们用投黄豆的方式都选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如今没有文盲了，反而说他的素质不能搞民主，这话说出来人家不服的。其实，民主或者说公民的素质，也是培育和训练出来的，就如同游泳一样，除了跳到水里学习以外，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学习游泳的方式吗？你不让他参与，他永远都不会，你不让他理顺情绪，暴戾之气一定会四处弥漫。
我曾经构建了一个理论体系，叫鱼形曲线。什么叫鱼形曲线呢？就是像一条鱼的两条曲线，当你放开老百姓，对党委政府、对干部批评的时候，这种批评会呈现井喷，就是有一个上行曲线，然后到达一个顶点以后它一定会下行，这是下曲线。我这么多年干过的，太清楚了，一开始那就是一股乱象，什么都说，什么事都有，对干部的举报投诉，那是一个接一个。但是我在睢宁、淮安、苏州的实践表明，过了上行曲线以后，它一定会往下走，慢慢趋于平稳。而与此同时，下面的这条鱼形曲线是什么呢？就是当对干部的举报、对我们各个权力机关的投诉达到顶峰的时候，也一定是我们各个权力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权威最低的时候，达到了这个最低点以后，随着我们各项工作的深入和不断推进，各级机构和干部的威信会慢慢往上走。这样一来，就有两条曲线，形成了一个鱼的形状，这个鱼形曲线可以广泛地运用于很多管理领域。如果一句话来概括这个管理曲线的话，就是改革一定要付出成本，没有不付出成本的改革。如果你说我只要改革，马上迎来的就是一片赞扬声，就是赞歌，这种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改革，首先要有做好被谩骂的准备，要有经受批评的耐受力。
第四阶段：在宿迁担任代市长期间。
到宿迁担任代市长以来，这是第四个阶段。我要给大家作一个广告。宿迁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宿迁有三宝——英雄美酒生态好。“英雄”指的是项羽的故乡，项羽是宿迁人。“美酒”——洋河酒、双沟酒，中国八大名酒我们占了两大品牌。洋河和双沟现在组建成洋河集团，在中国酒类中它的品牌价值排第三，俗称叫“茅五洋”——茅台、五粮液、洋河。我知道，江西的同志主要喝四特酒，等你们喝四特感觉累了的时候，欢迎你们品尝洋河，我们在江西县以上所有的地方都有销售公司，都有办事处，洋河是国企，欢迎大家多喝洋河酒，多支持我们！宿迁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地方，宿迁这个名字的来历有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古宿国的人迁居于此，古宿国相当于现在山东的新泰市，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民风还是一个北方的民风，饮食也接近于北方、山东的饮食。第二种说法就是一宿一迁，历史上这个地方是黄河的走廊，水患比较严重，有时候一夜就得换一个地方，否则就被大水淹没了。到了新时期，又有一个新的说法，就是住一宿就升迁，这里是出干部的地方，出了很多领导干部，像现在湖南的省委书记徐守盛同志，是宿迁的第一任市委书记，仇和同志是宿迁的第二任市委书记，第三任市委书记因为年龄大回到南京任职了，第四任市委书记现在是江苏的副省长，我们现在的市委书记是第五任市委书记。
江苏重点扶持宿迁的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把宿迁确定为区域协调综合改革试点市。大家都知道，当年仇和同志在宿迁的很多改革，媒体负面报道得比较多，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很多负面报道都是妖魔化，真不是那样。无论是徐守盛同志，还是仇和同志，历任的市委书记在宿迁都是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用改革来激发宿迁发展的内在活力。宿迁历史上被称之为“四区”，灾区、战区、老区、农区。建市初的宿迁，是在四个省级贫困县（就是从淮阴划过来的四个县全是省级贫困县，江苏没有国家级贫困县，全是省级贫困县）、计划生育落后县、信访重点管理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末位警示县基础上组建的一个市。因为这四个区，大家应该能理解在宿迁的很多改革举措。
建市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宿迁人民紧紧围绕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开拓创新，务实苦干，走出了一条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的新路径。2012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1997年增长了12.2倍，财政总收入增长了43.4倍，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46.2倍，这是增幅。我给大家报一个绝对数，去年全市GDP是突破1500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突破150亿，财政总收入突破300亿，今年1—6月份，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是106亿，在江苏虽然经济总量还是最小的一个市，但是比起建市之初，还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宿迁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主要还是得益于持续不断的改革。同时宿迁也是一座具有改革光荣传统的城市。讲改革传统，首先要讲我市的泗洪县，泗洪靠近安徽滁州，就是靠近小岗村——最早推行“大包干”的地方。其实，公认的“大包干”，最早是发源于泗洪县的上塘镇，比小岗村还早了90天。但是因为当时的江苏省委反对这个事，没让干，也不允许报，所以这个事就没有报出去，小岗村被报了出去，所以后来大家宣传的都是小岗村。1997年，仇和同志在沭阳县任县委书记的时候，推行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全国的公示制发源于宿迁，这个公示制也被写进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另外，大家也都知道，宿迁在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改革非常彻底，所有的医院都改造成了民营，学校也基本上被改造成了民营，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宿迁是一个改革的城市，但是我们目前也认识到，宿迁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改革创新的优势在弱化，氛围在淡化，精神在软化，金字招牌在“氧化”，这是我们现任的市委书记批评干部的一些说法。因此，我们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开展新一轮的讨论，以期进一步推动宿迁的改革。那么宿迁新一轮改革的着力点在哪里呢？经过市委市政府深入地研究，今年四月份我们确立了“五项改革”，主要是行政审批、城镇化、土地制度改革、政策性创新平台建设和要素改革等。比如讲政策性创新平台，我们要设立综保区等，都属于这种政策性平台创新的内容；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我们目前制定了一个方案，正准备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方案，除了必须的审批项目外，其他的我们全部冻结。我们也不说精简，不说把它砍掉，因为现在很多的审批权限是省政府和省人大审批的，我们要把上位的东西废除掉的话，我们就违法了，不好弄。怎么办呢？我们就要暂停行使某种权力，用这种办法把它冻结掉，这样我们宿迁的行政审批项目，大概有三分之二的审批项目被冻结掉，只保留了三分之一，现在在江苏已经是最少的了。一方面促进了公平，另外一方面提高了效率。
回顾刚才我向大家汇报的这四个阶段的改革历程的实践，大家会发现，我这个路径就是所有的改革举措都是围绕着问题来解决，事先并没有拟定宏大的改革计划，而是本着管用有效的原则，把问题一个一个变成议题加以解决，这个路径其实就是：问题——曝光——议题——解决这四个阶段。首先要发现问题，其次要让它曝光，不要怕丢丑，我刚才讲了硬币的两个方面，你不能说把硬币拿来，只要一面，把另一面给退回去，不可能。第三，一定要把它设定为议题，进入决策的程序。第四，就是解决。健康的政治，它的链条一定是从大风大浪开始，到小修小补这样一个历史路径。你越是想回避问题，问题越是在那里积累，积累了太多的问题，再想通过小修小补来解决，不是说完全解决不了问题，而是效果不彰。理论上，我们可以讲很多占据道德高地的东西，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事实的平原中来。比如讲资本主义，我们在批判资本主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讲法，资本主义腐朽、没落，一定要消亡的，这是肯定的，包括我在内的每个党员都是这么认识的。但是，现在的资本主义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那时所说的资本主义吗？不是，他们也在改。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做法，也在向他们学习。医保、低保、协商工资、劳动保障，都是从资本主义学过来的东西。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就是这样，变问题为议题，不断的闹事，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民族运动，然后，一步一步地妥协、协商，通过协商来解决一个一个问题。要知道，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妇女和黑人还没有选举权，但现在美国居然可以批判我们这个，批判我们那个。我也很注意研究很多国际上的一些案例，大家也都知道，英国在布莱尔或卡梅伦当政时，出现了议员报销问题，大家应该还有印象，2009年问题出了以后，在全国范围内，舆论大哗，开始对议员进行批评、批判，但是接下来，议会开始研究对议员报销问题的管理细则，现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三公”问题越来越严重，为什么没能得到解决？我一直力推公车改革，但是，没有成功。大家对公车改革讨论也比较多，什么GPS定位、贴标签、过节把它封起来等等各种方法，似乎是无所不用其极，看上去我们也是无比真诚的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就没能触及公车改革的实质性问题，那就是权力。很多地方其实也在改，苏州的县公车改革是很彻底的，但是其他地方不改，苏州的同志就很委屈，因为改了以后，个人的特权确实没用了，那其他人不改还有特权，不平衡啊！到省里开会，苏州县里的同志是要拿卡回来的，刷公务卡，而拿公务卡，是不能发现金的。我们现在很多公车改革发现金，老百姓就不接受了，认为你是变相搞一种新的福利。那么我们在苏州搞的这个公车改革是什么呢？给你发一个公务卡，这个公务卡只能用那几项，比如讲用公车，你不能“变现”，只能用于打的、租车，坐公交也可以。我们的同志到南京开会，要到出租车公司去刷卡打车，其他县都是开公车，而且有着自己的驾驶员，心里怎么能平衡呢？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真的这么难吗？从技术上讲，一点都不难，难就难在决心。
关于问题变议题，我有三点感悟：第一点感悟，那就是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比如：刚才向大家汇报禁酒令以及我在全国最早推出领导干部问责办法等等，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第二点，紧接地气，群众是推动改革的最大依靠。改革必然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但是怎样去打破这种利益桎梏呢？专家、学者在这方面的论述可谓是汗牛充栋，其实解决起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社会动员来凝聚共识，用群众的力量来打破利益的阻碍。但是，现在我们对此是畏惧大于信心，不愿意放开社会监督。我在睢宁期间，媒体对我批判最严厉的时候，恰恰是睢宁老百姓对我最支持、让我最温暖的时候。这给予我启发：就是民气可用，民力可用。在新一轮改革中我们一定要注重运用人民群众的力量。第三点感悟，那就是建章立制，努力让改革走上制度化的轨道。改革不能“人走政息”，我虽然离开了睢宁，离开了淮安，又离开了苏州，但是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大家，当年我所有的改革都得以继续执行，迄今为止没有废止，我也很欣慰！我不是讲我做得正确，而是说江苏的政治生态比较好，这个领导走了，新来的领导接着干，他不会说新官不理旧帐，也不会翻烧饼，把前任所有的事情给推翻。再加上江苏改革的氛围比较好，更主要的是所有的改革都是以制度化的成果把它固定下来，包括我在睢宁建立了领导干部信用档案、诚信档案，这个是为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全国是第一，得到了中纪委的高度肯定；我在苏州搞的部门制度廉洁性审查，这个也是做得比较扎实的，等等。这是我给大家汇报的第一个方面。
二、对改革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30年的改革开放是一篇宏大的叙事诗，回过头来看一看，耐人寻味。10多年以前，改革开放的热潮在中国大地全面掀起，大家都在积极投身其中，因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氛围总体上十分宽松，尤其重要的是，改革在法律和技术层面基本上没有雷区和禁区，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从社会管理到行政权力，哪里有问题就改哪里、哪里有需求就往哪里改，涌现出很多改革人物。大家比较熟悉的有前段时间到江西来给大家作报告的吕日周同志，他的改革事迹是非常鲜活的、非常生动的！我对他也是非常地敬佩的！时至今日，改革的呼声虽然越来越高，但是改革的束缚却越来越多，特别是随着各种体制机制的不断建立，行政权力通过法律、规章等等形式不断固化，改革的空间被极大地压缩，每每有动作总是遇到禁区，每走一步总是碰到法律、政策和规章的红线。所以有很多专家学者讲，现在我们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了，“好啃的骨头”都已经啃完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是这样吗？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什么是深水区的改革。我个人观点，深水区的改革应该是上层建筑领域或者与上层建筑领域直接相关联的改革，这应该由中央层面去解决。那么，当前改革是不是真的都进入了“深水区”呢？今天我以一个地方官员的角度来作一个观察和分析。给大家举几个小小的例子，相信或多或少在你们身边都有发生。
第一，小小农贸市场由谁来管理？在座很多同志都有主政地方的经验，都知道农贸市场的管理是关系民生的一件大事，也都知道农贸市场的脏乱差是一个非常让人挠头的问题，城管一去管，管出来的也许就是五花八门的事情。特别是现在只要涉及到城管，那就毋需再讨论了，一定是一个热点。城管的工作人员都是恶魔吗？肯定不是，我们可能都会有亲戚、朋友从事城管工作，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都很好、都很正常，有的还很善良，但是为什么总在他们身上屡屡出现这样那样的事情呢？一定是制度出了问题。那么制度问题又出在哪些方面呢？农贸市场的管理直接涉及到有规划、工商、商务、质监、物价、农委等6家部门，大家可以去审查一下《农贸市场管理条例》，看看出摊归谁管？出摊经营，没有任何一个部门管。我们人大和政府在立法和确定行政法规时，真的这么粗心大意吗？出摊经营是农贸市场的最基本的一个特点，是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恰恰把这个问题给忽略了呢？而所有关于审批的事项一个都没有忽略，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文件，有好处的全揽到自己的怀里，有责任全部推出去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少上级部门总是巩固和争取自己的权利，规避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也就是我刚才讲的，行政权力通过法律规章不断地固化，这放在我们市一级党委政府都很难突破。那么如今就出了一个问题，出摊经营没有人管。第一，没有部门管，所有的行政法规和人大立法没有明确哪一个部门管；第二，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这种行为怎么管。那么只有城管上，于是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出来了，什么微笑执法，什么静立、静默执法。这真的是城管部门的创新意识很强吗？难道这个问题就这么难吗？所以，这个问题完全可以成为议题。
第二，挂个庆典气球也需要审批？我问大家，现在政府当中，谁是清水衙门？大家可能会讲：气象局、地震局等。错，这些部门现在其实是油水很大的部门，为什么？比如讲，你要开业，要挂庆典气球，这得气象部门审批。我不太清楚行政立法或是人大立法的时候为什么会同意由他审批。其理由是，立法的时候用的词叫“非固定悬浮物”。他就不说气球，如果说是气球大家一下就明白了，把这弄得学术化，让大家不敢担责任，以为这事技术含量很高的，其实就是气球。如果你不审批，就容易无限制去飘，危害航空器的安全。同志们，真正能够危害到航空器的安全那种高度的只有大型的氢气球，一般商店里放的那个气球最多十米就炸了，怎么去危害航空器的安全呢？再一个，气象局审批了，它就不危害航空器安全了？这不是很可笑吗？逻辑上完全是说不通的。这个还算是小钱，但是在南昌肯定是大钱，因为南昌城市大，每天都有开业的，每天都有结婚办喜事的，对不对啊？在大城市就是大钱，在小县城可能就是小钱。我再给大家讲一笔大钱，避雷针。只要搞固定资产建设，尤其是房地产开发，一定要安装避雷针，安装避雷针得气象部门来审批，怎么又来审批呢？审批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是控制，是不让你做，所以要审批，气象部门鼓励安避雷针又要审批，这在逻辑上是有冲突的。我们姑且认为审批是合理的，接下来的问题是用谁的避雷针也得审批，避雷针是否合格，也得审批，也就意味着，安这个避雷针得审批，用哪个避雷针得审批，最后避雷针安好合不合格还得审批。一个避雷针三道程序审下来得多少钱？少说十几万，如果是超高层建筑，一个避雷针的审批费用就得过百万，这种行政审批，意义在哪里？我们经常讲的权力寻租，谁都会唱这个调子，谁都会讲这些问题，但是怎么把他变成议题来解决问题呢？
第三，消防产品是如何通过验收的？在中国的设施管理当中最严格的是消防。消防是终身管理责任制，因为是终身责任制，所以，现在可以通过消防验收的比例是非常低的，签字就要终身负责。以终身责任制形成的行政立法，等级很高，规定对消防产品检查执行市场准入制度，也就是说，能不能办一个消防产品器材企业，得他批，凡未被列入市场准入目录的，可以直接判定不合格，哪怕产品是美国的最高级的也不行，这叫市场准入验收，这是其一；其二是产品使用验收，你用他准入的产品，最后想通过消防安全验收，还得他说了算。这就意味着，消防产品检查不仅质量要过关，更要通过市场准入检查，而目前市场准入制度认证认可的单位是公安部，出现了自己认证认可、自己检查验收的怪现象。这种行为明显有失公平，必然降低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滋生行政权的腐败，给政治与社会的和谐埋下许多隐性危害。
第四，资源要素的价格咋就这么贵呢？现在煤炭价格越来越低，电价没降，但发电企业说自己巨亏；现在的天然气价格、热力价格、自来水价格全部是上级授权审批。党的十五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目标，不管你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共同点就是价格，但价格管制了还叫市场经济吗？所以说，中国的汇率迟迟不能放开。一开始我也很不解，现在想想，算算账，确实也不能放开，因为价格没有和世界接轨，如果汇率一旦放开，全乱套了，有可能在同一时间里，自行车、拖拉机、汽车、坦克全上高速公路去了。但现在，有的价格是省里管，有的价格是国家发改委管，价格为什么要这样管理？以前，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价格由国家管控，我们可到物价局去查一查价格管制目录，但现在又有多少类多少项，如果对这么多的类项价格进行管制，市场的活力又在哪里？
从这些事例我们发现，改革固然有深水区，的确，所谓深水区的改革推进艰难，但是，我们更要看到，更多浅水区的改革还没有到位。我刚才讲的全是浅水区。所以，所谓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攻坚期，所有的改革都在等，都怕触及体制的“底线”，只是吹着口哨走夜路，自己吓唬自己，或者是为自己不改革找理由，找借口，推卸责任。如果说我们上级部门能够调整思路，放开束缚，就很容易把基层面临的困境和问题解决到位，改革的空间、改革的红利就会得到充分释放。中央领导经常讲，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肯定不是批评我们，我们离中南海远着呢！但现在上上下下都对改革现状不满意，都在呼吁改革，放手改革。出现这种窘境，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做了一个分析：
一是思想禁锢包袱过多。习总书记指出，当前深化改革面临两大障碍：思想观念和利益固化藩篱。一方面，改革面临的核心障碍仍是利益的掣肘，一些地方的权力部门和个人割舍不掉固化的利益；另一方面，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管理，改革创新的成果还远远不够，在于束缚思想观念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再陷入那种所谓的左右之争，否则，我们又回到了改革开放的原点。在改革创新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不能够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讲起来，都是对的，我们要怎么怎么样，但是真正按照这样去做了，就发现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怎么可以那么做呢？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第二个问题：贴标签加以批判。其实贴标签这种行为在我们生活当中越来越普遍，贴标签只能屏蔽思考，不能激发智慧，就变成禁区了，通过贴标签加以批判似乎成了通往道德高地的捷径，但是于事无补。
所以，要回到事实本身去讨论各种具体问题。网络成天曝光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如精神病人的问题，又杀了几个人，我就在想，如果今后只要杀人就说是精神病人，这也不是个办法啊（我不排除他真的是精神病人），如果总这样，我相信，老百姓总有一天也不会相信的，况且如果真的是精神病人，那么我想问一下，对精神病患者的监管到哪里去了？我们不能总是在理论上打转，我们一定要回到具体的事务当中去加以思考，看我们的电视节目，社会生活，很多号召，我们确实需要热泪盈眶，热血沸腾，感动中国，但我们更需要上至政治家、下至每一个公民认真应对，实实在在地思考大量具体的、细节的问题，并把它确定为议题。
二是行政权力不能够得到有效的规范。记得有一位领导同志讲，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秩序，社会的秩序有赖于权力的秩序，如果权力边界不清，甚至出现僭越，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就是权力不受控制。从刚才举的几个例子，大家可以看出，行政权力出现了无序的扩张和膨胀，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加之监管不善，公开不到位，权力就越来越出问题。在中纪委调研会时，我曾经汇报说，权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还怎么去监督啊？又不能一个人去监督一个领导，只能在权力上做减法，然后再涉及监督制度，这才是可行的。目前意见都提得比较多，我感觉到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纠错能力不强。现在各个权力机构，媒体等等似乎都没有意愿、没有能力去启动纠错的闸门，任由洪流汹涌。有人说，可以批判啊，对照批判我们进行思考，错了可以改啊。但现在，再多的批判也没有用，我们很多部门、很多领导有了一种权力的傲慢，根本不听，无所谓。第二，就是权力的不公开不透明，公众参与得不够。这个问题到目前解决得都不是特别好，当然这些都是我们改革的空间。
三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2010年，我在县里工作的时候就讲，我们的经济在3—5年后要出大问题，原因就是政府管得太多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经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混合经济，没有绝对的计划经济。我们当年所谓绝对计划经济年代，照样有投机倒把，照样有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换。同样，也没有绝对的市场经济。混合经济的平衡点在哪？我们的政府管得过多，对经济工作管得过于具体，甚至继续走向包办，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却被“边缘化”。一旦出了问题，马上就向老百姓抛出福利蛋糕，对老百姓做出许许多多的承诺。看上去是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但是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历史阶段，过度的福利化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灾难，因为你还没有能力这样做。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满足公民在福利方面的所有要求。以前讲，做得最好的是希腊，但希腊的金融危机却就是这么来的。一方面我们的问题不解决，另一方面总是承诺福利的蛋糕。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一直倡导，政府要跟老百姓讲清楚，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更要跟老百姓讲清楚，我们不该做什么，我们不能做到什么，而且有些东西还需要我们探讨，政府轻易出手，可能效果适得其反。比如最近几年，最低工资的行政管理。在座的各位领导都做过行政长官，都清楚，我们这几年国家的产业转移，相当一部分都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缅甸等东南亚国家。原因是方方面面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劳动工资增长过快，用行政的手段过多地干预劳动工资。其实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最低工资每上浮10%，就一定有1—3%的熟练劳动力下岗，看上去你是在扶持弱势群体，恰恰伤害了弱势群体，下岗是对老百姓最大的伤害，所以，我们政府要尊重市场规律，不要代替市场。现在老百姓有戾气，为什么有戾气呢？因为现在政府什么都管，而责权利是对等的，既然你什么都管，那么什么责任都是你的，就要承担这个社会面临的所有风险。
四是政府管的实在太多太杂。我们有一种说法，叫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如果我们把非理性决策带来的人力、物力的浪费以及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流失综合起来计算的话，我们集中力量还是办大事吗？还是高效率吗？不见得。而且我们政府管得太多，掩饰了很多事情真实的面目，很多事想做也做不成。最近连续出现了几个PX项目下马，包括最近广东江门核工业项目的下马，都是这种情况。政府管得太多太杂，不让老百姓参与，没有公众参与，老百姓不理解，所以老百姓坚决反对，最后不仅是效率不高，而且是没有效率。所以我就讲公共参与不见得会降低效率，即便公众参与使得制定政策的时间长了一点，但是因为符合民意了，就会提高政府的执行效力。我们现在有些行政审批项目让人啼笑皆非，我给大家举几个需要省级政府授权行政审批的例子，比如计划生育人员资格审批，就是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的审批，这就是政府管。还有质监局，负责最大和最小计量器具标准审批，可能听起来会很糊涂，但实际上就是管理所有的秤。通俗地讲，就是政府管得太多了，政府严重抑制了这种创新能力。如果在座的各位谁能发明一种秤，能秤出纳米的重量，那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我看网上说，我们中国要制造出排水量相当于辽宁舰三倍的航母，如果你能造出这么大的秤来，我估计今年的国家科技奖，你也能拿。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你真的想造这两种秤吗？但如果你想，你得先到质监局来交费填表。我们实在是管的太宽。还有国土局，有一种叫国土测量资料使用审批，就是如果你想去查一查你家附近小区的地图，你必须去国土局填表审批，自然就要交费。在我看来，你应该制定规则，你该给的，无偿给人家，你不该给的，告诉人家，你如果说涉及保密安全的，也就完了，本来就不能给，但是现在是经过审批之后，告诉人家不予开放，还要收50元，想想这是很荒唐的，这种事太多太多。而现实是，管多了，就把老百姓的怨气管出来了，就把社会的活力管死了，法治和民主就不能很好地落实。在法治建设上，不少地区仍然存在着“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白头（领导批示）”的现象，特别是一些基层领导在行使具体权力的时候，简单地将自己的意志外化为“红头文件”来贯彻，外化为“规章”或“规定”来推行，这表面是“建章立制”，实则与当初的“刀治”、“水治”没有本质区别。民意自主、充分地表达，可以缓和、分解甚至消除矛盾和对抗，但当群众通过民主、法治渠道向上传递的声音和情绪没有被重视时，公众激烈的表达也就在所难免，其实很多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实际上是未被尊重的权利、未被满足的诉求，比如最近搞得沸沸扬扬的唐慧案，还有山东到美国去的陈光诚，这是多么深刻的教训，对我们国家的形象，对我们国家软实力的伤害是多么大。
五是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依法办事。不要动不动就讲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就像治疗病人，他不肯吃药，你就能强行灌药并把他打伤吗？没这个道理。所以，一定要依法办事。最近我们那里连吃了几个官司，都败诉，法院审判的很公正。败诉的原因是我们有的同志没有法律意识，在执行行政命令的时候，没有依法办事，程序和主体都是错误的。我们准备开会进行规定，没有特殊理由，领导同志必须到庭应诉，败诉率必须控制在一定范围，否则将追究行政负责人责任。只有这样，才能让他养成对法律的敬畏，否则他就会一直认为自己是老大，头顶上没有天了，他头顶上没有天，那老百姓该怎么办？当我们把自己的权力限定在一定的框架里，老百姓的权利才能保障。
三、对改革的几点建议
以上我讲的这五个方面问题的出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仅限于当前小修小补，就很难形成敢闯的勇气、愿闯的氛围、会闯的睿智。要实现改革新一轮突破，必须以更大的危机感加快改革进程，与“改革阻力”抢时间。做到这一点，既需要顶层制度化的设计，也需要基层实践性的探索，合理选择改革切入点、兴奋点，真正变理论为实践、变问题为议题，一项一项去解决、去推进、去完善，牢牢把握改革的主动权。我个人有以下几个方面不成熟的建议供大家思考，提纲挈领地说一说：
第一，改革需要系统规划和设计，真正形成一套自上而下的行动路线图。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其思路的确定、方案的设计、制度的形成，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和精确的末端治理。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机制是，一级领导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在中央层级上，应围绕经济发展中的难点问题和群众关心的焦点问题，统筹兼顾短期改革与中长期改革，制定出改革的任务书和时间表，明确3—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让基层改革有目标、行动有方向、落实有抓手。在省级及相关层面上，每年应制定推进具体改革的计划和路径，既要充分考虑改革的可行性，优先部署和推进最直接、最有效的改革以及具有广泛社会共识的改革；也要审慎考虑群众的可接受度，对于社会有期待、一时难以接受的改革，及早公布改革时间和途径，增强老百姓信心，和时间赛跑，和危机赛跑。
第二，改革需要强化统筹和协调，真正建立一个强大有力的独立机构。我在宿迁开改革座谈会时讲到，需要成立一个高端机构——改革委，直接由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在我看来，如果改革由中央各部委从自身入手，拿出改革的方案来，那么这样改革会更加困难，不是不信任，而是事实如此。现在改革还没有开始，人社部、卫生部、计生委就开始争夺医保管理权，说到底，是权力之争，本质上是要将医保制度行政化。实际上，医保真正搞得成功的国家，没有一个是行政化管理，而是将行政和市场结合，我们这样搞的话最终是要完全行政化，作为政府直接提供的福利。我们都讲，改革在没有任何人为环境变化的情况下，至少要有一个人要变得更好，这就是所谓的“帕累托改进”。但是事实是这样吗？目前，随着利益固化的掣肘，政府正面临着自我革命的挑战，这就需要成立一个超级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和协调机构，否则，任由部门去扯，我们就会在扯当中浪费时间，丧失机遇。
第三，改革需要向社会放手和放权，真正出台一系列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化措施。我们党领导建国、领导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一点是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但也不能因为这一点，我们就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我们也有很多认识不到的地方。所谓知识不外乎有三种，第一种是你知道的，第二种是你不知道的，第三种是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怕就怕自己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我们要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社会的力量，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现在政府什么都做，投融资平台，以前讲事关国计民生，这些问题要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对，现在呢？现在国企，你们知道吗？什么都做。我以央企为例，央企原来搞供电，这是国计民生；铁路，国计民生；石化，国计民生，这都算是国计民生啊。好！现在央企养鸡了，养猪了，碾米了，磨面了，榨油了，那你都做了，你叫老百姓做什么呢？是不是啊？然后政府现在成立了各种投融资平台，包括我们宿迁在内都有呢。这个投融资平台什么都做。我就讲，现在要借钱，我肯定也要借，我要不借我也吃亏啊。你制度设计就是如此啊。你把钱都借到了政府的平台，那么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呢？政府一定要放权。
第四，改革需要充分授权和试点，真正确定一些率先突破的试验区。至少要明确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呢，获得改革授权的条件和标准；第二个是改革的底线；第三，改革试点在一定期限后，对改革结果进行评估，这样就规避了没必要、不必要的风险。在此基础上，围绕不同类型、不同重点，确定一批有改革氛围、改革经验和群众基础的试点地区，在制度上给予放手放权，充分授权地方在多个领域做超前、大胆的改革创新，鼓励基层改革探索与试点，把我们国家改革的风险也降到最低。错了不要紧，错了就回头嘛，无非是一个试点，有什么大不了的啊？错了也可以为我们积累一些教训供我们参考，也是收获。
第五，改革需要“排雷兵”和“先行军”，启用一批敢试敢闯的“狮子型”干部。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啊？我们要承认，还是有些干部有所担当的。其实，你出台一打政策，不如用准一个干部；你开会喊得再响，不如用一个干部的导向明确。你用改革型的干部，就意味着你现在要推进改革；你用保守型的干部，那大家肯定是要稳妥行事。我们现在需要有一批干部“破冰”，需要一批干部勇挑重担、敢于突破。
第六，改革需要制度保障和救济，真正营造一种全社会支持的浓厚氛围。上海已经做出这种尝试，在法律层面上允许试错，宽容失败，希望各地都能够有这样的氛围，如果真的能够在制度层面为改革保驾护航，那么才能解决好改革创新不成功怎么办的问题，让大家放下包袱，阔步前进。这是在改革方面，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
这次到江西来，我也在想，水平有限，汇报的问题肯定有很多不恰当的地方，需要大家批评指正，但是好在我们还可以探讨。我以前没有到人大做过类似的报告，我到人大来都是述职的，是接受选票对我的考验的。那么既然来了，我也想就改革问题给江西人大提供几点建议，不当的地方请批评指正。我的建议就是在立法中能够注入更多的民主因子、民主基因，激活立法中阳光因子，这也是我站在基层干部角度提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在改革中遇到很多阻力和困难，如果能得到人大的支持和帮助，那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第一，要建立多元化的法规草案起草机制。科学立法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关键，当前我们很多的立法是由部门起草。现在宿迁正在按照减权去利、公开制衡的原则，推行多元化的立法，委托无利害关系、无利益关联的第三方进行起草，然后由社会力量进行评估，第三步再交给有关提请立法的部门进行评估，再提交人大上会审议。这样就从一开始把部门“塞私货”的路子给断掉了。
第二，就是推进行政立法更加规范化。所谓的规范化，内容其实是很多的，我想讲的主要是两个：第一是程序，第二是公开。程序越具体越好，公开的深度越深越好。现在，各地有很多听证意见会，但老百姓由最初的热情支持到现在的淡漠置之，这种转变值得我们深思。比如听证，听证本来也是舶来品，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听证走样了，就是那句话，橘生淮北则为枳。拒绝采访，发言代表的产生方式不透明、联系方式不公开，参加听证的人员是指定的，然后参加听证的还要彩排，最后，我们不断地演绎这样的故事：听证会一致同意……。这是很怪诞的事情。实际上，我们是在制度设计上出了一些问题，其实，这个事情完全可以做好。我们可以向社会公告，可以预约发言，还有保留所有发言人的名单，全过程的直播，然后自由报名，根据个人立场分组代表发言。你不可能是报名1000人我都让他过来，没有这么大的会场，但是，报名人的立场大致可以归为几类，这一类50人，你选择其中几个代表，代表你发言，那一类选择几个代表发言，然后把所有参与人的名单全部留下来，听证资料备询，听证的结果再公布，再接受群众的检验，这样，我们的听证才真的有威慑力。
第三，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审查和监督。行政权力涉及各个方面，建议人大对这些规范性的文件主动审查，对一些违法和老百姓意见较大的“红头文件”及时予以制止，杜绝“问题”文件产生，防止权力运行失范，真正将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真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为基层解决很大的困难，为改革创造非常宝贵的环境。
我今天给大家汇报了一些想法，谈的问题比较多。一个社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不可怕，尤其是在一个转型时期。可怕的是同类的问题反复发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可怕的是缺少一个机制，去聆听民意、敬重民意、落实民意。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非常多的国家，每次大的灾难之后，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降半旗致哀，不仅仅是烛光集会，不仅仅是献上鲜花，我们更要让那些逝者、活着的兄弟和亲人们在这个权力机制面前有权利说话，权利得到尊重，诉求得到保障，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我们必须变问题为议题。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日积月累的点滴努力。
我就汇报这么多，不到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谢谢！